香港：爱国情、报国志涌动香江

只要我们推进改革，就可以调动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可以推动技术进步，推进两化融合，推进结构升级，获得新的生产力，这叫做改革红利。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增速会进一步跌到2%-4%左右，就像当今大多数发达国家情况一样。

根据新的形势，围绕新的定位，开发相应的新产品或新服务。企业要有危机意识和底线思维，积极应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确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何应对呢?我认为，主要应把握以下几点。在新形势下，企业应大力降低成本。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虽然一季度经济增速没有出现原来预期的持续回升，但处于7.5%至8%的适宜区间，中国经济站住了脚跟。第四，国际经济形势好转，特别是美国经济继续复苏，欧盟经济企稳，日本经济好转等，刺激中国出口，带动经济上行。

不过从2015年以后，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如过去那么高，但是还可以维持一二十年5%-8%的增长，这在全球仍然属于高增长。在适宜区间内小幅波动是正常的，不能总是抱着持续明显回升的预期。但这些只是中国新领导人所面临的一系列改革课题中的一部分。

对于后一种困境，经常被列举的例子是一些地方的环境污染和土地征用，这方面的问题往往是中国人走上街头的诱发因素。而且这一时期中国政府经受着来自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双重压力。现在，类似于1990年代的一系列因素又重新出现。社会的不平衡和民众的不满，会促使领导者重新发现并设法弥补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

而且，将来政府的权威和信誉的建立不能仅仅依赖于经济增长的实现，政府领导人有足够的理由把改革作为解决社会分化和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的手段而加以关注。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对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是有所启示的——那就是压力会上升为对变革的预期。

李克强在三月份上任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有二十多次提到改革。权力下放的举措首先有望体现在财政领域。当这些调拨不能满足时，地方政府通常会向开发商出售土地和利用灰色借贷通道筹措债务来补充税收的不足。这次冲击暴露了中国经济在应对危机方面固有的弱点。

北京已经安然度过了最近这次金融风暴，其主要手段是注入了大约价值600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以及更多的银行贷款，这一举措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避免了大规模的衰退。另一个派别被称为政治怀疑派，他们怀疑新领导人是否有决心战胜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这些既得利益者对改革持抵制态度。1994年的税制改革以来，一些主要税种收归中央，造成许多省的地方财政的萎缩。特别是那些国有企业，对改革的态度更加消极。

这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问题太多，例如正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房地产泡沫更加恶化。在整个中国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北京始终牢牢地控制着能源价格，这是因为在中国的资本密集型经济模式中，能源是最关键的投入。

据最近的报道，中国长期改革的议程已经启动，而且有望在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期间公布。但是，这些悲观论者忽视了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历史性的启示——至少可以就新的政治团队部分成员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各种必要因素的组合与恰当的时间结合在一起，改革就可能成功。

由于国内需求不足，中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还不够强。这一时期的经验证明，当这样三个条件同时出现的时候，大胆的改革就能够成为现实：一是国内政治信任危机，二是海外金融危机的冲击，三是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对改革机遇的把握能力。新任总理李克强说过：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人们将拭目以待。除非中国政府把中央财政权移交给省级和市级地方政府——而这方面任何程度的改革都将非常艰难——并且必须改变唯经济增长是论的政治激励机制，否则地方官员将继续依赖土地的征用和销售来增加财政收入。外部经济冲击推动中国1990年代改革的另一个因素与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有关。不仅如此，而且通过他们提出的规划和发表的演讲已经表明，至少他们已经准确地把握了当前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

例如朱镕基总理就曾严厉指责地方官员的错误和低效——他的强硬做派得到了北京同事们的支持。（据认为，涉及的内容可能包括资本市场改革，诸如扩大使用公司和政府债卷的范围，进一步放宽境外资金投资的限制等）。

改革所涉及的范围、规模和深度最后将取决于中国新领导层所表现出来的胆略和紧迫感，而这些正是1990年代能够推出雄心勃勃的决策所必不可少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中国经济改革与1990年代相比，必须建立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不能靠侥幸贸然行事。

中国的医疗改革始于2009年，脆弱的医疗保障系统已经逐步得到整合，有望在本届政府领导下进入新的阶段。毫无疑问，习近平和李克强完全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所以改革已经不是要不要的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别无选择的课题。

与此同时，许多国有公司仍然缺乏竞争力，有些受国家财政补贴的公司，则可能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通过提高价格来体现能源的真实成本，这有利于促进中国企业提高效率，也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推动环保型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由于中国缺乏成熟的地方债券市场和强大的地方独立税收基础，这很容易导致地方财政的混乱——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地方政府向地产开发商大举出让土地——这已经造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过热。信任危机先看第一个必要条件：国内的政治信任危机。

简而言之，外部的危机为中国改革派提供了推动经济和体制变革重大举措的机会。曾经推动了上世纪90年代最后一轮重大经济改革的许多促进因素，现在又在中国呈现。

中国官员解决经济减缓问题的办法还是离不开促进出口这老一套，而由于发达国家的需求下滑，中国的老办法当前已经举步维艰，难以为继。进一步讲，这些悲观主义者认为，即使中国新的领导人敢于大胆改革，但是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严重到如此可怕的程度，以至于会压垮新的领导团队，使他们无法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上达成一致。

权衡上述两种选择，这一派观点认为，政局稳定方面的考虑将束缚新领导人对改革的决策。在80年代，包括放开价格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使中国从以计划经济为主经济模式，转换到了更多地依靠市场的方向上。

北京如果要解决老龄化社会的问题和从预防性储蓄中吸引消费需求，医疗保障和养老系统的改革都是当务之急。一种被称为经济犬儒派，他们认为改革的困难太大。例如，据最近的估算，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代价至少有2300亿美元，占全国GDP总值的3.5%。现在的习近平主席和新上任的李克强总理，他们已经表现出了与前任明显不同的行事风格。

但是，尽管中国经济在整个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一直保持了迅速增长的势头——这主要依赖于基础建设的投入和出口贸易的飙升——但在根本的意义上，中国经济实力还有待进一步壮大。事实上，进入200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成就确实非常显著，以至于在前任领导看来，这种势头作为过去几十年改革的红利，将会继续保持下去。

但是他们忽略了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的一个启示：各种必要条件的组合加上恰当的时机，改革就会成为可能。第三个领域是社会福利体系，特别是医疗保障和养老。

资本密集型和出口拉动型经济模式所付出的代价现在看来太太明显，以至于谁也无法对之忽视或掩盖。这一方面的改革包括把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权移交给地方政府，大力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管理环节，特别是要禁止地方政府自行增加征收行政管理费用。